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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终审判决“下不为例”二审走形式与冤假错案?  

2015-04-22 11:09: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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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终审判决“下不为例”二审走形式冤假错案

 

探讨和揭露冤假错案、裁判不公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就会发现两审终审制审级制运行机制本身存在严重问题。两审终审制,原本是为保障司法公正的。然而,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司法不公裁判告诉我们,二审终身制正演变为“官官相护”的司法囚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步入律师行业开始就深刻体会了法院裁判不公的腐败根源。过半的案件,原被告当事人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找关系影响法官,在关系渗透的案件中没关系一方的案件结果一般不理想。一旦主审法官被一方当事人利益左右,庭审过程情绪恶化就特别明显,限制、干扰、约束当事人言论和辩论是常态

当事人对一审结果不满意,上诉如果不找关系,二审几乎不用开庭就会维持原判。二审判决是终审判决,如果对终审判决不满意,申请再审如果不找关系再审立案几率非常低。笔者有幸在律师前辈的带领下亲自体验了通过找关系很容易再审立案的经历,也经历不找关系再审无法立案的残酷现实。同样,也有前辈帮忙或当事人找关系在二审轻松拨乱反正改变一审判决的情况。更多的是二审没找关系的上诉案件维持原判。

20年过去了,这情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严重。那些不找关系能够得到案件胜诉判决的情况,只能说是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廉洁公正的法官。因此,当法律界一些人每每谈起,司法完全独立时。笔者总不以为然,在中国这种封建官僚主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背景下,法官完全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廉洁制约手动,司法独立的后果是司法腐败和更大不公。

体育比赛由于大量观众观看和现代但是媒体报道直播,裁判一般能够按照规则进行裁判。但就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一些国际大型体育比赛裁判不公引起的争议时常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裁判员被利益收买或者与某一方有利害关系。原本司法审判是应当公开进行,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的。

然而,越来越多的法院和法官限制媒体监督和公民旁听案件审理。一旦涉及民告官、大型国企、外资企业和消费者维权等案件时,法官总是千方百计不让民众旁听、限制媒体进入等。一旦公开审理的案件限制媒体和民众旁听,或者违法法律规定人为的随意将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的案件临时定性为涉密案件、不公开审理。这个案件的裁判肯定就不公正了。不敢公开审理接受媒体和民众监督的司法审判,公正性从何说起?

冤假错案之所以屡屡发生,在于公开审判接受监督不够,暗箱操作、司法腐败是造成冤假错案司法不公的温床。一审判错案原本是可以通过二审监督纠正的。然而,司法实践中,二审往往流于形式,有错不纠。二审放任一审裁判不公维持原判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官官相护维护一审法院权威和面子,释放法院不希望案件上诉的信号;轻易的纠正一审的判决错误和瑕疵等问题,会纵容更多的当事人提起上诉,那样的话二审法院的受案数量大增,有限司法资源忙不过来;在上诉率,改判率,调解率等一系列考核指标限制下,维持原判似乎是法院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一致的行动;为了展示司法公正一面,法院需要维持较低的改判率、上诉率等;纠正一审案件判决容易带来风险,维持一审判决的错案问责风险一般由一审法院和法官承担。一旦改变一审判决,将来一旦被再审认定为冤假错案,二审法官面临改判后的追责。

因此,二审法院和法官认为维持一审判决的好处明明大于改变一审判决,索性就大量的选择维持一审判决,就算是一审判决严重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也尽可能的熟视无睹,维持原判。当然,如果二审法官能够获取一些利益的话,或者权利施压,有时候是能纠正一些一审裁判不公的案件的。

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都有可能活动关系,民事案件审判中,就容易出现原被告打官司相互消耗财力比较惊人。刑事案件中有钱的涉案被告人容易获取较轻的刑罚。而没钱的容易判刑较重。严重刑事犯罪,多数是没钱的,加上命案必破的政绩要求,这里是冤假错案最多的领域。行政诉讼又称民告官,官官相护、加上多数情况下告状一方是民,多数没有能力活动关系。而被告行政机关多数为请客送礼等游说法官,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胜诉多就成必然了。法院由此也成了新的“维持会”!

全国人大法工委官员在《行政诉讼法》修订立法评估会上尖锐指出,人大对《行政复议法》实施情况很不满意,很多民众不知道行政复议制度,复议机关成“维持会”。因此,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将成为被告。接下来的情况是,法院充当了违法行政行为的“维持会”。行政行为错了,法院不是依法审理裁判,而是替行政机关找法律找依据、找证据,然后维持。行政机关做错了,就在诉讼中,改变说辞,否决原行政行为,这样法院就按照行政机关诉讼中答辩状做出判决维持答辩状行政行为,完全不顾原行政行为截然不同的事实。

《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原告坚持诉讼的,法院应当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然而实践中,一审法院如果坚持这个规定,行政机关就会败诉,如果法院选择依据答辩状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裁判行政机关就会胜诉。一审法院官官相护错误适用法律裁判后,二审法院明知一身错误不纠正,创造性的做出“原行政行为有瑕疵,建议行政机关以后纠正”,“下不为例”在北京高院的信息公开审判中大量出现。

在笔者诉财政部拒公开铁总调涨退票费20%成本依据和铁路公益运输财政补贴数据等信息公开案、和国家铁路局拒公开铁路公益运输财政补贴资金数据等信息公开案中,北京一中院某法官典型的行政诉讼“维持会长”,凡是经他手的案件多数都是维持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原因“你懂得”!财政部火车票退票费定价信息和财政补贴资金案件特征是原信息公开答复是信息存在和答复内容违法遗漏问题,到了法院答辩状就成了“申请信息不存在”;

国家铁路局原信息公开答复是“不属于本机构公开范围”,到了法院抄袭财政答辩状“申请信息不存在”。这么明显的行政诉讼中改变原行政行为,一中院一审竟然以“答辩状”说辞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上诉到北京高院,高院判决认为财政补和国家铁路局“信息公开答复存在瑕疵,未明确信息公开答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何种情形和相应法律依据”, 两机关今后信息公开工作中应予注意并纠正。

明知一审判决错误,明知两部委信息公开原答复行为违法,北京高院“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开脱!法院不愧为行政诉讼“维持会”!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为什么引起轰动的重大刑事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二审法院在面对一审判决错误时,听之任之,有错不纠,这样有朝一日,案件平反昭雪,追责的也是一审法院法官。二审流于形式司法不公、冤家错案就多了!

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目标,需要不断提高司法公正水平,保障公民的诉权。不改变现有的审判机制和法院内部一系列考核指标评价体系,裁判公正水平就很难提高。司法公正不能依靠硬性的考核指标、上诉率、改判率、再深率、上访率、调解率来实现。法院更不能事先定下考核指标而限制了二审、再审案件的审理和纠错。在审判权相对独立,法官权利做大后,就要想办法限制、避免、监督法官的腐败、滥用职权做出不公正裁判。引入大陪审团制度,以陪审团和合议庭相结合的方式对案件作出裁判是最大限度实现裁判公正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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