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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赋予公民诉权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2009-02-24 10:03: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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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赋予公民诉权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尊敬的各位领导你们好!

我是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近期,追索圆明园海外流失外文物事件引起全国民众特别关注,这关系到13亿中国民众对历史文化和不幸遭遇的情感问题。但是民众几乎是扼腕叹息,无能为力。单靠国内的舆论和外交压力短期内难以妥善解决众多海外流失文物回归问题。而政府和授权的文物管理部门又不方便以法律诉讼手段来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益维权法律制度决定了法律上可以授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民间维权的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现有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义务保护国家文物安全,但是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手段和权利。这与《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相违背。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剥夺、保护国家文物财产安全、捍卫《宪法》尊严,我建议:

1、《文物保护法》第7条修改为:任何公民和法人、其他组织都有权利和义务依法保护文物。对任何损害国家文物安全的行为,都有权向文物保护执法部门举报、投诉;

对负有管理维护国家文物安全的单位和个人怠于行使保护国家文物职责,而所保管的文物面临灭失、损害、非法倒卖等危险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诉讼方式保护文物财产安全;

对于战争期间非法遗留海外的文物,负有管理维护国家文物安全的单位和个人怠于行使保护国家文物职责,而所保管的文物在海外面临灭失、损害、非法倒卖等危险时,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利采取积极措施追回,上述措施包括外交手段、诉讼手段等。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代表国家以法律手段维护、追索国家文物成功后,应当及时上缴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不得占有。

2、《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利益、消费者权益、国家文物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公民权利、不特定多数人的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情况下,有权作为诉讼代表进行起诉维权。

 

事实和理由:

225日法国佳士得公司即将拍卖圆明园流失的十二生肖头像当中的鼠首和兔首两件文物。为此追回战争期间被掠夺的国家文物,一些中国律师成了“海外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并尝试以法律诉讼手段阻止、追回“鼠首和兔首两件文物”的拍卖。虽然以法律手段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是现代社会解决财产权属争议的最好方式和途径之一,但法律手段追索侵略战争期间被掠夺、盗抢的文物面临很多风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期,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掠夺、盗抢流落海外,至今100多年以上。一旦发现被掠夺、盗抢的文物在海外交易市场出现,这些文物几经易手,主人便换了很多次。对于战争期间非法流失海外多年的文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外交手段促使所在国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归还。此时如果以国家名义出面进行法律诉讼追索文物,面临风险较大。这毕竟涉及一个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司法判断的问题。如果所在国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很好的公正司法,依法确认侵略战争期间掠夺他国的文物属于非法所得理应返还,那么将对今后其它类似的海外文物追回造成政治外交上的法律障碍。正是基于此,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圆明园管理处不愿意作为此次海外诉讼追索“鼠首和兔首两件文物”案件的原告。

诉讼主体资格将直接决定海外追索流失文物能否顺利开展的前提。根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除了个人和集体所有的文物外,绝大多数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众多的国家文物根据自然分布状态不同,国家授权给各个文物管理部门和单位进行管理、保护。按照《物权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国家文物所有权属于国有资产,由国务院和授权的经营管理单位是它的法定代表人。

此间,“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曾表示要作为海外诉讼追索“鼠首和兔首两件文物”案件的原告,但是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废除了封建王超,满清政府已经丧失了国际法律主体资格。《宪法》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国有财产所有制物权法律制度,“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作为原告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很荒唐,也注定是要败诉的。

法国友人高美斯组建的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作为海外诉讼追索“鼠首和兔首两件文物”案件的原告向当地法院申请了“禁拍令”,但是这个原告的主体资格也与文物国家所有的主体资格不相符。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政府机关和授权管理文物的单位由于担心法律诉讼风险不愿意作为原告出面起诉,这就为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造成严重的阻碍。我们梦想着海外文物持有人和所在国政府能够主动的归还文物,这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但泱泱大国任由西方国家公开拍卖交易我们的“文化遗产”,这是对我国主权和法律尊严的伤害和践踏!

如果法律上授予我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利、资格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这将大大震慑海外文物投机交易商肆意拍卖我国文物的嚣张气焰,最终迫使更多的海外流失文物持有者主动地归还我国的文物。授权中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文物管理保护权和诉讼主体资格,也就是在法律上上确立文物保护的“公益维权法律制度”!

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财产所有制制度。公有制就是全体人民共同拥有财产的所有制表现形式。只不过在权利的形式表达方式上法律上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全体民众形式所有权人的法律身份。同时法律法规又规定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国有财产管理制度,授权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和组织分别具体形式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责。这里我们探讨共有制财产所有制的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目的主要是说明作为国家所有的文物,中国全体公民是具有所有人主体资格身份的。因此,法律授权公民有权保护国有资产是有法律基础的。

有人说,要13亿中国人都来保护国家文物这很难实现,所有人都有权利就不是权利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授予每个公民权利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必然行使这项权利。就像授予每个公民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全体公民都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现象。相反,很多重大违法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缺少举报人造成的。正如,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代表。

依法授权中国公民代表国家行使文物保护的资格和权利,这将从法律上解决海外追索流失文物主体缺失的难题。能够具备一定的胆识、勇气、智力和财力进行公益维权的人毕竟是少数,正如能够见义勇为的人总是少数一样。所以,法律授予公民代表国家进行公益维权资格不会造成人人都进行法律诉讼维权的局面。另一方面,13亿中国人中假如有上千人、万人以公益诉讼维权的方式、不间断的向海外流失文物所在国持有人提起返还流失文物的维权诉讼,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法律维权声音,久而久之将迫使海外流失文物持有人和所在国政府主动归还我国文物。

通过法律诉讼授权追回海外流失文物的第二大障碍是司法裁判不公的败诉风险。虽然西方国家早已承认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对我国实施了侵略,但要让西方国家的当代司法机关判定其所在国文物持有人非法持有中国的文物,这涉及对侵略史的确认法律裁判风险很大。正如日本侵略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客观史实,日本的很多政要也承认,但是我们看到你们经常在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企图否认侵华史。

在大量文物国家所有的背景下,国家和授权管理文物的单位不愿意以诉讼主体身份进行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根源就在此。但是,如果很多的公民、法人和民间组织以诉讼主体身份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诉讼维权,这就将大大降低国家诉讼风险。正如对日的民间索赔诉讼,由于涉及具体的个人人身和财产权益问题,持续不断的诉讼索赔,日本的法院还是判决了很多中国受害者胜诉的案子。当然,很多案子是败诉的,但民间索赔者坚持不懈的连续斗争和日本律师志愿者的努力下,最终一些案子是胜诉了。

众所周知,民事诉讼法律制度,都有审级制和再审制度,这就为公民维权提供了法律制度和时间的准备。由于法律理念的关系,在我国政府机关作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主动进行诉讼的还不多,尤其是在国外进行国家诉讼。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为公民代表国家进行公益维权诉讼提供了法律制度前提。

公民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然而,《文物保护法》第7条却仅仅规定了公民、法人等组织依法由保护文物的义务。这种只规定公民义务,而不规定公民权利的做法是违反《宪法》规定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任何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法规都是无效,将被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

《文物保护法》片面规定公民义务,不规定公民权利的做法显失公平,与宪法相抵触。建议修改为:任何公民和法人、其他组织都有权利和义务依法保护文物。对任何损害国家文物安全的行为,都有权向文物保护执法部门举报、投诉;对负有管理维护国家文物安全的单位和个人怠于行使保护国家文物职责,而所保管的文物面临灭失、损害、非法倒卖等危险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诉讼方式保护文物财产安全;对于战争期间非法遗留海外的文物,负有管理维护国家文物安全的单位和个人怠于行使保护国家文物职责,而所保管的文物在海外面临灭失、损害、非法倒卖等危险时,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利采取积极措施追回,上述措施包括外交手段、诉讼手段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代表国家以法律手段维护、追索国家文物成功后,应当及时上缴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不得占有。

虽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公益维权诉讼制度,但是公民作为消费者进行公益维权的实践大量存在。当企业的经营行为损害到多数消费者权益的时候,某个消费者的诉讼维权成功将促使经营者整体纠正不当经营行为。而行政维权方面,公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具有公益维权性质。因为某一行政行为在针对决定某个区域或方面公众权益时,一旦其中一个公民的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维权改变了这一行政行为,全体民众的利益就得以维护。这就是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行政维权方面,我国在法律实践上已经建立起了公民个人代表多数公众维权的大量司法实践和法律制度。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担心授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讼主体资格开展公益维权会造成大量民众参与公益诉讼。这种担心不必要,法律诉讼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大量的财力支持,不是哪个公民都可以胜任的。就像法律赋予公民举报权,并没有出现“门庭若市”的举报场面。相反,对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公民是越来越少了!主要原因是对公民执法监督权的授予还不够,还缺少法律保障机制。如执法和司法机关不积极履行职责的法律制约制度、举报人对此的监督措施等。

所以,在《文物保护法》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国家文物财产诉讼代表进行公益法律维权的制度同时,要对《民事诉讼法》作出同样地规定,要在《民事诉讼法》上建立全面的“公益诉讼代表”制度。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明确中国的法院可以立案审理战争期间被盗抢的流失海外国家珍贵文物。侵权行为地原则时确定民事诉讼管辖的一个法律原则,也是国际司法的原则。无论是圆明园被抢文物,还是其他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都发生在中国境内,从国际私法角度讲,中国的法院是可以立案审理的。虽然国内法院对海外的文物持有人的判决执行存在一些障碍,但是可以先从法律上确认文物应当依法归还中国。这样的判决多了,以法治文明标榜的西方社会该如何自辩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保护国家文物安全角度,还是建立公益诉讼代表制度都需要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民事诉讼法》也要作同步的修改。建立公益诉讼代表”制度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现实社会需要,恳请全国人大、国务院认真考虑我的上述法律修改建议和意见,酌情采纳为盼!不当之处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建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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