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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律师“送礼”不“行贿”?“潜规则”法治警钟  

2007-10-09 10:37: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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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都市报》104日报道,安徽阜阳6名“原律师”因不服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行政诉讼案件法院判决“原律师”败诉。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共有6名原律师,都是阜阳人。安徽省司法厅做出这一行政处罚的依据是,他们都曾向法官“行贿”。但律师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并非行贿,只是送礼,送礼有正常的“礼尚往来”和不正当送礼之分,不正当的送礼属于违纪,够不上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没有一个律师没做过这类事情。”922日,当事人之一董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马克东“百万诈骗案”暴露出的律师行业“潜规则”让人扼腕长叹。而各级律师协会对马克东涉嫌犯罪一案的质疑让让多数律师尴尬,也是整个律师队伍形象蒙羞。有人说,律师和法官之间的拉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谁都知道,所以,律师不能因此行为构成犯罪。一些人总是把自己的违法行为和少数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全体律师身上揽,企图以律师队伍整体来给少数律师的违法行为作挡箭牌,这是一种恶习、狡辩!

律师不愧为律师,把“送礼”解释成为“礼尚往来”,把贿赂法官当成律师业务的必然选择。按照这样的解释,所有人“送礼”都是“礼尚往来”,也就不存在受贿的说法。中国也就不再有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了。人与人之间是有“礼尚往来”的习惯,但是这种“礼尚往来”仅仅是传递感情和友谊的桥梁,不是谋取私利的“通道”。那有长期不间断的“礼尚往来”,更不会有陌生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律师把送礼行贿解释为正常的交往礼仪,这是律师界的悲哀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安徽阜阳的律师行贿案件是律师推卸责任的托辞。但是我们在赞成依法惩戒行贿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安徽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前腐后继”,法官倒下许多,不排除没有追究责任的法官也有一些人有腐败问题。法官和院长落马同时,一批律师跟着落马,这样的事例不仅仅是在安徽阜阳,武汉和深圳都存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这些法官腐败案牵出的律师“行贿”案似乎成了定律。法官的辩解是都是被一些律师“拉下水的”,当事律师说“不送礼案子就拿不下来”,“不送礼没业务、没饭吃”。

从法官和律师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个司法界和法律界潜在的“秘密”,一些律师和法官有不正当的利益交换,究竟这个人数占多大比例,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出事的律师和法官为了替自己开脱责任不负责任的说:“没有一个律师没给法官送过礼的”。而一些所谓的老一辈“知名律师”对此也是默认的。但因此说所有律师都送礼绝对是“胡说八道”。中国13万律师有30%左右的律师做的很好,其他多数人生活艰难,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富裕。

正如贫富差距一样,律师贫富差距还折射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少数富裕的律师的业务开展模式都不是很光明冷落,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送礼拉关系”的情形。少数富裕律师还有一些特点:中国早一代律师,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过渡而来、与司法机关有千丝万缕联系;或者是司法机关和管理机关的亲属子弟;或者是从业时间较长和司法机关官员建立了长期的“关系”等。

这些少数富裕的律师垄断了律师业务的过半数市场份额,靠和司法机关、权利机关的不正当利益交换来维系。他们多数还是当地的知名律师和律师的领导、政协委员、人代表。而多数没有关系背景和不愿意走关系路线的律师业务开展很艰难,生活状况很恶劣。部分年轻律师最终不得不加入到靠拉拢司法官员开展业务的老路上。总体分析,律师队伍中和法官之间有“送礼”情形的人数约有一半左右。

律师和法官本身都是依据法律维护民众权益和法律尊严的法律人员,所不同的是律师没有国家权利做依靠。原本在法治社会中,公民、律师、法官和国家机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是每个公民和组织义务。但是,这在权利色彩较浓的时期、也就不可避免的使律师处于从属于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地位。

这种律师和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律师无法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实施和公平正义的实现。而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审判,行政干预司法也加剧了律师社会地位的继续恶化。在国家权利夹缝中求生存的律师,一些人选择了和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建立利益交换关系的方式来生存和发展。由此,司法腐败案件中的律师腐败问题也就成为必然性了。

律师没有国家权利,只是依仗法律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律师不能因此演变成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经纪人”,靠贿赂法官来糊弄当事人诈取钱财。如果一些律师这么做了,这也不是律师行业的“潜规则”,而是司法体制的“潜规则”。 而这种“潜规则”往往是律师队伍中少数“知名律师”所为,一旦出事他们又会把这种行为解释成全体律师的共性,依此形成法不责众的事实。这种卑劣行径是律师界的耻辱,也使司法体制蒙羞。必须正视律师界和司法体系中少数律师的行为规范,遏制律师和法官之间不良利益交换关系的蔓延和发展,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根除这种诟病。

律师和法官的腐败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和影响极大,既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尊严,又妨碍了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不利于民众树立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要实现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武器和司法权利、行政权利对抗,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要改变律师社会地位偏低的现实。假如律师角色和法官角色可以互换,律师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位可以互换,那么律师社会地位偏低的现状就可以改变。这个时候律师不至于一辈子从属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有人和组织都从属于法律规则。在此律师向司法机关送礼的现象就会变成个别案例。

众所周知,美国的很多总统都是执业律师出身,州长和议员中的律师更是数量惊人。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明星艺人成为总统、州长的却不多。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的律师成为行政首脑的寥寥无几,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也不多。明星艺人却很容易的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就是中美两大不同社会现象。美国律师的社会地位较高使律师能够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公平和正义,而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也是美国确立了“法律至上”的治国理念。美国号称以律师建国的法制社会是名至实归。

当然,美国的法制社会不是最终的,也不一定完全科学。我国也不可能照搬美国的法制体制。但是,律师在国家司法体系中的被动局面,导致的律师和法官不正当利益交换严重的威胁着法制化进程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和权威;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充分保障。要破除律师和法官之间存在的不正当利益交换关系显现,就要依法确立律师在法制社会司法体制中的独立体系,形成律师参政、议政的畅通渠道,律师和法官角色互换的渠道等。

把热衷于公益而不是热衷于拉关系赚钱的律师吸引到人大和政协中去参政议政;通过选举制或者推荐的方式把热衷于公益的律师杰出代表,选任到行政领导岗位,形成律师执业生涯的光辉前程。让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认识到今天是律师、明天可能是法官和行政首脑,律师是依法开展执业活动,所有人依法行事是唯一选择。只有改变律师的社会地位,进行相关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才能根本扭转司法机关和律师的关系,把中国的法制建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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