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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捕大会”顺应民意为何受质疑?  

2007-09-20 10:1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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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等地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公开逮捕的做法受到当地多数民众的欢迎,而法律人士对此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此后,一些法律人士和社会学家对“公捕大会”进行抨击和批判。其实,关于“公捕、公判大会”执法形式的合法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民众对司法机关的“公捕、公判大会是拍手称快,称赞其继承法律犯罪行为,又警示和教育了其他民众。而一些法律和社会学家对此的质疑是不利于保护犯罪者的隐私权和改过自新。当然,法律界支持 “公捕、公判大会”的人也不在少数。民众叫好的“公捕大会或者公判大会”真的错了吗?

法制发展史经历了野蛮残酷和逐渐文明的历程。肉刑和屈辱刑是封建时代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措施。违法犯罪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毫无尊严可言。然而,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杜绝那个时代血腥和杀戮。科技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血腥的杀戮逐渐减少,刑事犯罪活动的血腥比历史时期有所缓解。法律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措施越来越文明和人道,而其惩罚不是目的、仅仅是为了犯罪者的改过自新。同时,现代法律强调公民人权的平等,犯罪者的人权只是一定程度受到限制和剥夺。有限保护和有限惩罚同等重要。

“公捕大会”和“公判大会”是我国长期的司法政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法律需求。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惩罚犯罪和警示教育民众结合起来。同时,也给犯罪者和潜在的违法犯罪者以心理压力,有利于自我觉悟。但是,它的反面意义就在于犯罪者本人的压力过大反而不利于其改过自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犯罪者或者涉嫌犯罪者的人格权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其次,假如犯罪者的人格权被暂时限制和剥夺,这个剥夺的期限是多久?范围多大?

西方现代法学思想认为,一个人无论犯下什么罪行,只能给以法律规定的制裁措施,任何超越法律惩罚措施之外的做法都是侵犯犯罪者本人人格尊严的行为。这种把人权保护极端化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它可以充分保护每一个涉嫌犯罪人员受到人道的待遇和尊严,避免因司法机关工作失误造成冤假错案、而侵犯无辜人员的人权。但是,这种过分的强调犯罪者人权的行为的危害性在于,忽视社会公众的集体人权和受害人的人权。因为每一个犯罪行为或多或少都是对公众集体人权的侵犯和法律秩序的破坏,对受害人本人是直接的人权侵犯、包括人格权和健康权等。

西方社会之所以会单纯的强调个人人权的绝对化保护,是因为以私有制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个人利己主义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这种看似平等、自由、民主的经济法律制度,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是法律首要原则。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集体和国有)和少量的私有财产为补充,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主,个人利益的保护弱于国家利益。这样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优先保护的法律理念就成为必然。

就“公捕大会”而言,按照现有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公开是法律规定的程序原则。但侦查阶段把“犯罪嫌疑人”当成被告人公开逮捕明显违背法律程序。但是,这一做法是我国各级司法机关长期的实践做法,民众很欢迎。而且很多时候“公捕、公判大会”是联合举行的。

一些犯罪嫌疑人如公开的抢夺、挟持人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等犯罪行为,一开始就在公众的眼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还有一些贪污犯和重大杀人嫌疑犯等公开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在侦查阶段就被公众所关注,媒体不断地报道更是他们家喻户晓。这些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权”。虽然没有经过“公捕大会”,这个实际意义的“公开形象”做法远远比“公捕大会”影响大的多。这个时候我们是说侦查阶段“公开犯罪嫌疑人”违法或侵权了呢?还是合法呢?假如成立,所有的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新闻报道,出现犯罪嫌人姓名和照片都是违法的了。

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阶段公开的法律规定,公开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和身份信息就涉嫌侵犯犯罪嫌疑人隐私权,同时违反法律程序规定。按照这样的刑事法律,西方国家的刑事案件报道也要禁止了。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也没有禁止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绝对保密。因此,单纯的从刑事法律程序的解读主张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侵犯人权之类的主张很难成立。

就法律公开原则来看,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也要公开呢?有人说,犯罪嫌疑人是犯罪行为的“待定”状态,还不能说是绝对的犯人。就算一些证据确凿的现行犯罪嫌疑人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待定”的罪犯。在此,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法律强制措施涉嫌侵犯当事人的人格尊严。

实际上,关于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的说法本身在法律上就是一个矛盾。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好人”,那么刑事法律程序也就不能够采取任何的强制措施了。但实际上这不现实,西方国家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不同“强制措施”都是必然的,并没有因为是“犯罪嫌疑人”而放任自流。如果放任自流,所有的犯罪案件将无从侦破。由此看来,所谓的西方国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因为它很难解释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更无法解释对一些涉案犯罪嫌疑人的公开通缉行为,以及媒体对重大刑事案件现行犯罪嫌疑人和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公开报道。

既然西方国家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犯罪嫌疑人”刑事侦查阶段的绝对保密、和不受任何法律强制措施约束的问题,为何又处处依此为借口来指责他国的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呢?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逻辑和不实事求是的虚伪假象。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是依法查明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不能说因为是“嫌疑人”、就是好人,因而他的权利和正常人一样自由不受法律约束。之所以称为“犯罪嫌疑人”是法律人道的一面,也是为了有效避免少量的刑事案件冤假错案的法律警示。但“犯罪嫌疑人”称呼本身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身份绝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法律公开的好处是便于接受公众监督,保障司法公平、公正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公开的情形仅仅是限于涉及一些案件受害人的隐私权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等少量案件。保护未成年人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在法律公开问题上从来没有关于保护“犯罪分子”的法律规定来。如果充分的保护了犯罪分子的“隐私权”,那么对犯罪者的法律责任追究将无从谈起。虽然,西方国家有侦查阶段的“沉默权”,但这个“沉默权”没有能够对抗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更无法对抗司法机关的审判。他的好处仅仅是涉案人员有不说话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有可能成为定罪量刑的加重情节。

刑讯逼供是刑事案件侦破中常有的现象,西方国家也不例外。侦查阶段公开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随着科技的发展,刑讯逼供的手段和措施越来越隐蔽,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只有越来越公开、才能较好的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当然,侦察阶段法律程序公开就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公众知晓和媒体曝光。“公捕大会”的情形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杜绝“犯罪嫌疑人”公开,只有取消侦查程序,直接进行司法审判。然而,这不现实。

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法律现实,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人权有限限制和剥夺。否则,很难讲的通侦查阶段的“强制措施”和公开审判。刑事法律程序的法律定义只是为了避免证据不充分和程序疏漏造成的冤假错案,确保罪刑法定和正义的实现。

“公捕大会和公判大会”的弊端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操作规程,尤其是“公捕大会”。这种司法的随意性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在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当然有人笼统地说“公捕大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或人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法律公开侵犯违法者人权的说法显得很苍白。对违法者来说,首先是放弃了自己的法律人权和尊严。

人权人人都有,不光是违法者。同时还有社会公共人权和集体人权,比如卖淫行为中妓女不但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其败坏了妇女群体形象和尊严,并破坏了正常婚姻家庭的稳定,这里就有集体人权和公共人权的问题。违法犯罪者的人权一定程度被限制和剥夺是必然。问题是法律没有明确关于公开和保护违法犯罪者哪些权利,仅仅是关于制裁他们的法律规定。

法律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既然多数人认为“公捕大会或公判大会”很好,那么法律制度上也就不能一棍子打死。现阶段需要做的是如何规范公捕大会和公判大会,那些犯罪行为可以公开,公开的程序是什么要明确。只有依照严格法律规范执行的制度才能确保公平和公正。而没有明确法律操作程序的司法行为很难让人信服,法律尊严也会被破坏。公捕大会和公判大会不能靠打法律“擦边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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